【摘 要】循吏是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中的優(yōu)秀代表，他們不僅在施政之道方面為其他官員樹立了典范，而且在推行仁政德治、傳播儒家文化方面也發(fā)揮了重要的、無可替代的作用。本文結合清《平利縣志》所載職官治跡，將中國古代循吏的治政特點概括為四點：勸農事、新農技，以足衣食；恤民疾、惜民力，以安民生；興文教、修學舍，以助文化；褒忠義、獎孝貞，以昭公義。

【關鍵詞】循吏 循吏文化 施政特點 《平利縣志》

基金項目：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西部項目“我國中西部南北旅游大通道的構建研究”（13XJY026）; 安康學院校級人文社科研究項目“消費文化視域下安康城市印象設計策略研究”（2014AYPYRW05）。

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的“循吏”，即今人所理解的勤政為民、恪盡職守的好官，故古代史籍中又稱循吏為“良吏”?！把簟敝钤缫娪凇妒酚洝ぱ袅袀鳌?。太史公曰：“法令所以導民也，刑罰所以禁奸也。文武不備，良民懼然身修者，官未曾亂也。奉職循理，亦可以為治，何必威嚴哉？”[1] 694 （卷一百一十九）唐司馬貞所著《史記索隱》云：“奉職循理，為政之先?！痹凇妒酚洝ぬ饭孕颉分?，司馬遷認為循吏即“奉法循理之吏，不伐功矜能，百姓無稱，亦無過行?！盵1] 768 （卷一百三十）在《漢書·循吏列傳》中，班固認為“所居民富，所去見思，生有榮號，死見奉祀”[2] 885 （卷八十九）的地方官員可稱為“循吏”。據(jù)《漢書·循吏傳》師谷注：“循，順也，上順公法，下順人情也?！彼抉R遷先作《循吏列傳》，后為《漢書》《后漢書》直至《清史稿》所承襲，成為正史中的固定體例?？梢钥闯?，班固對“循吏”的理解明顯不同于司馬遷。依余英時先生考辨推斷, 司馬遷心中的“循吏”應是指“漢初文、景之世黃老無為式的治民之官”, 而班固所理解的“循吏”則為“昭、宣以下那種‘先富后教’型的循吏”，即“代表了儒家的德治”的“教化型的循吏”。[3] 136在當下的政治文化語境中，把司馬遷與班固兩位史家的觀點匯總起來，我們大概可以對中國古代正史中有傳的“循吏”作這樣的概念界定：循吏，特指中國古代清正廉潔、重農宣教、所居民富、所去見思的州縣級地方官。

尊崇循吏，是中國古代吏治文化的一個突出特征。司馬遷以后，史家對“循吏”或“良吏”的正面評價是一以貫之的, 在正史中為之樹碑立傳也成了一種傳統(tǒng)。因為循吏在封建體制內承擔有特殊的政教功能，故培養(yǎng)循吏就成為中國古代官吏隊伍建設的基本導向?！端问贰ぱ袅袀鳌罚骸八畏ㄓ锌梢缘醚粽呷禾嬷溃潦亓钿?，躬自召見，問以政事，然后遣行，簡擇之道精矣；監(jiān)司察郡守，郡守察縣令，各以時上其殿最，又命朝臣專督治之，考課之方密矣。”《明史·循吏列傳》：“洪武五年，下詔有司考課，首學校、農桑諸實政……一時守令畏法，潔己愛民，以當上指，吏治煥然丕變矣。”[4] 7185 （卷二百八十一）《清史稿·循吏列傳》：“清初以武功定天下，日不暇給。世祖親政，始課吏治，詔嚴舉劾，樹之風聲。圣祖平定三籓之后，與民休息，拔擢廉吏，如于成龍、彭鵬、陳瑸、郭琇、趙申喬、陳鵬年等，皆由縣令洊歷部院封疆，治理蒸蒸，於斯為盛”。[5] 12967 （卷四百七十六）

受傳統(tǒng)政治倫理思想的塑造，中國古代的循吏“既肩負了一種特定的‘官’之職責，又扮演著一種獨特的‘師’之角色。歷代正史中記載的循吏作業(yè)和事跡基本上與原始儒家的教義相一致，循吏的教化努力確是出于實踐儒家的政治道德理想，即建立禮治或德治的社會秩序?！盵6]106作為傳統(tǒng)儒家思想教養(yǎng)下形成的“政治產品”和士大夫階層中的優(yōu)秀代表，他們不僅在施政之道方面為其他官員樹立了典范，而且在推行仁政德治、傳播儒家禮法方面發(fā)揮了重要的、無可替代的作用。在封建政治體制中，國家政令最后都得由郡縣長官來落實執(zhí)行?？たh治理的好壞關系到國家的興衰，更與轄區(qū)百姓的福祉密切相關。司馬遷曾云：“縣集而郡，郡集而天下，郡縣治，天下無不治。”古人亦云：“天下事莫不起于州縣，州縣理則天下無不理?！焙笫缹⑦@些論斷提煉概括為：“郡縣治，天下安?！痹跉v代正史中有傳的循吏，必有其治政特點。本文結合清《平利縣志》①中所載職官事跡，將中國古代循吏的施政特點概括為以下幾點。

1.勸農事、新農技，以足衣食

農業(yè)是古代社會基礎性的生產部門，是賦稅的主要來源，所以，重農作為一項重要的經濟原則，貫穿于中國古代經濟發(fā)展的全過程。勸農事（勸耕勸桑）是歷代循吏的治政傳統(tǒng)。平利山高土瘠，地褊民貧，農業(yè)設施簡陋，耕種技術落后，加之地處三省交界，為關防要塞，屢經兵燹，故自有建置，即屬荒僻之區(qū)。乾隆初，時任平利知縣的古灃在《平利縣鈔本志序》中對平利之荒蠻窮苦有具體描述：“平邑在千巖萬壑之中，幅員廣袤六百余里，有萬重之山，無一里之坪……虎豹時往來，食民畜犬豕無禁。衙署茅茨湫隘，僅蔽風雨。城中居民二十余家，向晦則閉戶自守，不敢夜行街間。而山野之竹籬荊扉，惴惴居息又可知矣。合縣人煙僅四百余戶，散住于六百里竹箐荒茅之中，落落如晨星之麗天，多于磽確崺峛之坂火耕水耨，以給俯仰而供國稅。貧者并無握粟，富者亦無兼年之食?！盵6]433(卷四）面對此種縣情，古灃不無悲慨和無奈“是以守斯土者，欲為保障，為繭絲如漢召信臣之于南陽，勸民農桑，去本歸末，郡以殷富。亦徒懷其愿，又況節(jié)禮和樂，如文翁之化蜀，勸學興行更有志未逮?！秉S寬任平利知縣后，高度重視邑內農業(yè)生產。他認為，要發(fā)展農業(yè)，使民富之，頭等要務即是“戒惰農”。在其親自纂修的《平利縣志》按語中，黃寬指出：“乃有等惰農，夏秋二料于布種栽秧之后，即聽之天時，不知多加人力以盡地利，故結胸中者，乃廣種薄收之說。熟知此等意見，只成就得一個“懶”字！每見同此一丘田地，經外來人寫種，則情愿多加租谷幾石，寫種者兼且數(shù)年起家。觀此，則收獲多少之分乎，勤惰盡可曉然。倘吾本地民不知盡力耕耘，多方勤苦，恐外來者寫種愈多，則土著者種田愈少。在土著徒妒客民之肯加租谷，而不仿客民之用力田功，此誠不揣其本之見矣！”[7]407 （卷二）

由于平利堰渠多或崩或阻，未加修浚，境內田地中除一小部分遠引澗泉外，大多大無水可引，田高水下，名曰“雷公田”。每遇旱季，鄉(xiāng)民束手坐視。乾隆十八年，黃寬仿南方之式，捐造戽水輪車八輛，分發(fā)四鄉(xiāng)。鄉(xiāng)民頗以為便，并陸續(xù)仿造。從而使有效灌溉面積大增，民人靠天吃飯的局面得到改觀。道光六年任平利知縣的司徒修“下車即勸民興水利、廣積儲。梓《蠶桑須知》《樹桑百益》等書散之民。”[7]465 （卷之五）在黃寬、司徒修等看來，對縣宰一級官員而言，勸民勤力耕耘，以自給衣食；助民提升農技，以增加產出，就是造福父老、報答君恩。

2.恤民疾、惜民力，以安民生

封建時代，農業(yè)生產是國家經濟的基礎，而占國家人口絕對主體的農民，則是稅賦徭役的主要承擔者。不堪賦稅徭役負擔之重，往往成了農民逃離故土、棄良從匪甚至揭竿而起的重要原因?？陀^講，在中國歷代封建王朝中，清朝農民負擔有所減輕。入關初，朝廷明令廢除崇禎年間的遼餉、練餉等額外加派，同時實行納稅通知單制度，以防止官員私自攤派?？滴趸实墼鴰追彰忮X糧，又于五十一年下昭：今海內承平已久，戶口日繁，若按現(xiàn)在人丁加征錢糧實有不可，人丁雖增，地畝并未加廣……其自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賦。雍正朝開始實行“攤丁入畝”、“耗羨”歸公及核定養(yǎng)廉銀制度，其目的也在于增盈國庫和進一步減輕民負。即使最高統(tǒng)治者作出了為民減負的努力，但因官僚機構龐大、生產力水平低下，尤其是地方官吏貪婪無德等原因，有清一代部分地區(qū)農民的負擔仍然不輕。如遇旱澇戰(zhàn)禍或強制性增徭加賦，農民生存境遇則更是困苦。如雍正二年（1724）諭：“直隸地方，每值巡幸、渴陵諸差，凡在人民，無不樂效輸將，惟州縣行之不公，以致力役之征，竟成虐民之政。有按門戶者，不論貧富，按戶出夫；有按牌甲者，有按村莊者，有按牛驢者，均不顧貧富，種種弊端，不可枚舉。所尤甚者，則莫若紳民兩歧，紳三民七，或令民全辦，致貧者負重倍于富紳。②”嘉慶二十五年（1820）十一月，御史蔣云寬奏：“直隸差使費用，名目不一，有難以報銷而必須使用者；如遇皇差，一切橋道工程，車馬應支等等，雖有經費，不敷支銷；則責令民間供應”③。

乾隆《平利縣志》載：乾隆十九年，平利在編保甲合營兵及僑居寄籍之家，共兩千三百一十八戶，男婦大小八千五百九口。而乾隆年間額征地銀一千二百六十二兩七錢三分，均徭銀一千四百六十二兩九錢八分，本色祿米一百二十一石八斗。乾隆十九年，僅平利縣府批解、祀典、俸工、廩餼項下的支出就需銀近一千八百兩。邑中農民要完成國家額定的賦稅并供養(yǎng)縣府各級吏員，其負擔之重可想而知。在古代，歲稅實征是縣官的重要職責，征課賦稅是知縣政績考核的主要內容。清代規(guī)定，州縣催征錢糧專責印官，不得濫委佐雜代替。為如期如數(shù)完成征繳任務，還要求知縣必須親臨現(xiàn)場監(jiān)督。平利土地荒殘，自然災害多發(fā)，縣域經濟薄弱，屬典型的民困官窮之縣。在此任縣宰，既要征納錢粟以實國庫、以養(yǎng)官吏，又要救饑扶困以安民生、以彰仁德。黃寬深知，公私耗費，皆出于民。所以，恤民疾、惜民力，既是安輯之策，也是治理之本。在平利知縣任上，黃寬的核心工作分三大板塊：一是因地制宜，廣辟富民之徑，增益土地所出；二是伏請朝廷，憐恤民艱，設法蠲免部分稅賦；三是在遭天災或兵火之后，及時勘災、報災，并做好賑濟、撫恤工作。古代慣例，備荒措施以修建常平倉為主，輔以社倉、義倉。乾隆《平利縣志》云：“乾隆十五年，知縣孔云遵奉撫憲陳，分社便民又于獅子壩秋河兩鄉(xiāng)添建舍倉，分貯社谷。自此，雖在僻壤，小民不煩跋涉之苦，皆得仰給于倉儲矣?！盵7]409 （卷二）乾隆《平利縣志》載，乾隆十八年六月初五日寅時，豐口壩民張寧妻呂氏一產三男，現(xiàn)皆存活。知縣黃寬隨經具詳，各憲專詳。督、撫二憲批準會題于乾隆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?！皯舨克脑露湃辙D咨陜西巡撫部院：照例賞給米五石，布十匹。照依時價折銀九兩二錢五分，于六月二十九日藩庫給領?！惫饩w《續(xù)修平利縣志》載：道光十三年大饑，時任平利知縣胡廷瑞“設法賑濟，全活甚眾。恩威并濟，聽斷如神。父老猶能談其軼事?！盵8]465 （卷之五）咸豐六年值歲欠，知縣方其正“勸民均借，多所全濟”。

3.興文教、修學舍，以助文化

《論語·陽貨》云：“君子學道則愛人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?！薄抖Y記·學記》亦云：“君子如欲化民成俗，其必由學乎！……古之王者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?！盵9]513儒家認為興文教、創(chuàng)書院、禮儒士、誦詩書、崇正學、尚禮教，是美文化、易土俗、正民心、厚人倫、育人才、興舉業(yè)的常規(guī)路徑。因此，興文教、育賢才、施化理，為學校教育和科舉事業(yè)的開展提供財政支持和行政保障，不僅是各級循史的崗位職責，也是正史中諸循吏的主要政績之一。在履行興文教之職責的過程中，古代循吏既扮演了傳播封建正統(tǒng)文化的管理者即“官”的角色，也扮演了傳導儒家文化中的“師”的角色。根據(jù)正史所載，我們可以發(fā)現(xiàn)，古代循吏在興文教的工作中有四個共同特點：一是堅持以儒家思想為價值導向；二是重視教育基礎設施建設；三是重視對學官及生員的督導考核；四是在政務之余能躬詣學校、親自講學。平利地處“圣人布道此處偏遺漏”的秦巴山區(qū)，可謂窮根深、蠻氣重、文教薄、科舉弱。黃寬宰斯土時，平利的科舉現(xiàn)狀是：“選貢一途，自有定期，至登賢書者，明代共得四人。國朝尚未有聞焉！”面對這種現(xiàn)狀，明清時代的平利知縣在興文教的工作中恪盡職守，努力工作，成績卓著。

據(jù)乾隆《平利縣志》載，明成化初，平利知縣安章上任伊始，“毅然以興廢舉敝為己任，曰：‘為政首務莫先于興學校、事神祗?！谑牵稠毑?，改修廟學，以為育賢之所?！盵7]430 （卷四）成化戊戌（1478年），平利知縣劉倫蒞政初，“即增修廟學，作新斯民，不踰年而政通人和。”時任平利縣教諭的劉博在《重修平利縣治記》中指出：“守令乃民之師帥，所以承流而宣化也，得其人民受其福，非其人民受其殃。今諸公先后相繼修理縣治，以為治政之所，真可謂克勤乃事矣！”最后，他贊道：“繼自今宰斯邑者，尚當?shù)乐缘?，齊之以禮，漸仁摩義，惇典敷教，務俾黎民敏德，百姓昭明大同醇古之風，庶不負明天子建官福民意矣！”隆慶辛未（1571），邑尹羅琪為振文事，再次擴修平利廟學，“割邑牧愛堂之右隙地，以益學地；而復市士民圃址，以廣規(guī)度。甃培洪基，巍聳軒豁?！痹诖嘶A上，萬歷六年，署理平利知縣的高瑬“增地修敬一亭三楹……新博文、約禮二齋四楹及訓導署八楹，陶磚瓦甓，露臺堂階，飾丹漆繪畫。又清羨余費百余金，始儀矩稱完迄工。神既妥靈，士亦樂居。”[7]431 （卷四）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，平利知縣不斷翻新并擴修廟學，實為教育優(yōu)先理念的突出體現(xiàn)。

由于存在文化經濟基礎方面的差異，隋唐以后的科舉考試在制度層面，在維護地域公平方面不斷進行探索。明以后的進士科考試正式確立了按地域分配名額的制度。明代首次實行分區(qū)取士，先是“南北分卷”，后又留出“中”卷；清代在明制的基礎上，形成了分省定額錄取的“分省取中”辦法,即按應試人數(shù)多寡,欽定中額。事實上，進士科考試以下的鄉(xiāng)試、院試、府試、縣試，也需要關注地域公平的問題。平利屬山野窮土，文教原本落后，維護士子的正當權益，保障科考的地域公平，對培植文運、提振學風尤為重要。黃寬到任初，發(fā)現(xiàn)“選貢一途，自有定期，至登賢書者，明代共得四人。國朝尚未有聞焉！”“寄籍之弊，邑中士子最為受累。有別府州縣富童寄籍進考，遂致入泮者多屬寄籍，因而廩、貢選教皆成捷徑，土著童生因見累試不售，則士氣愈覺頹阻，至輟業(yè)別圖”[7]400 （卷二），鑒于此，黃寬發(fā)出了“本邑讀書種子幾何不至斷絕”的悲嘆。黃寬在任期間，“痛除此習，學校已覺肅清，士風可望日振”。

平利知縣在訓誨士子、整飭官學、創(chuàng)建書院、捐俸助學方面也留有嘉聲?？滴醭酰h古灃“廉靜愛民，于士類尤多所淘育，邑中科名少士子俱親加訓課，諄諄不倦?！秉S寬任上“創(chuàng)書院，捐置膏火；試生童，時加訓課?！鼻∪吣?，知縣秦重仁“潔己愛民，振興文教，嘗捐資增建錦屏書院。”道光年間的知縣司徒修“訓諸生以敦品為先，制藝、試帖亦為講解?？小抖Y記》《左傳》《公》《谷》《爾雅》《性理》諸書，名曰《易讀》，以便初學也。其他若《綱鑒擇語》《舉業(yè)度鍼》《簡摹集》，皆有功于士林。”[7]465 （卷之五）同治五年任知縣的衛(wèi)錫恩“勤政愛民，勸捐創(chuàng)立卷局，一切考費出其中，嘉惠士林。邑人頌之”。

經過歷任知縣的努力，平利的文教科舉事業(yè)有了長足發(fā)展。光緒《重修平利縣志》云：“自黃公寬修志時，登科者尚無人。然郁而必發(fā)，今且科甲林立矣。司徒公以經術倡之于前，史夢軒、張古民以敦品勵學繼之于后。百余年來，家弦戶誦。經籍之氣發(fā)為文章，人材蔚起，固其宜也。若夫青云之士類，皆有所表見于時。其通于經濟、達于政事者，殆不可以指屈。余路門之篤實，邢楷夫之忠烈，武鹿蘋之廉明，其尤矯矯者也?！盵8]506 （卷之九）

4.褒忠義、獎孝貞，以昭公義

旌表忠孝貞烈、義夫賢人、孝子節(jié)婦，表彰功勛、科第、德政，是中國古代統(tǒng)治者維系封建綱常倫紀的重要方式，也是歷代循吏倡導儒教、化育庶民的重要手段。旌表制度始于先秦，在秦漢時受到重視并迅速發(fā)展，至明清時達到頂峰。清制于京師及各直省府、州、縣、衛(wèi)， 分別建立忠義孝悌祠一座，祠內立石碑；另設節(jié)孝祠一座，祠外建有大坊，凡是本地應給予旌表者，均題名于其上，身后設位祠中。往往由地方申報朝廷，獲準后賜以匾額，或由官府、或由自家建立牌坊，以彰顯其名聲氣節(jié)?！肚迨犯濉ば⒘x傳》：“清興關外，俗純樸，愛親敬長，內憨而外嚴。既定鼎，禮教益?zhèn)?，定旌格，循明舊”?！办焊瘛币?guī)定：凡是能模范地遵守并踐行儒教禮教所規(guī)定的“忠孝節(jié)義”“仁義禮智”者，都在受旌表之列。實施旌表的目的在于導民向善，為社會樹立道德楷模。古代有關旌表的規(guī)章制度明確規(guī)定，士民能否“入冊”，依據(jù)的是平等的道德標準而非人的身份地位，這有助于在社會內部形成道德平等的氛圍，使普通人增強了守德的自覺性和榮譽感，這對當今社會的道德建設也具有啟示意義。

黃寬認為：“山陬小邑，節(jié)烈最難。正俗維風，闡揚尤切。”雖然因平利地小而偏，加之疊經兵火，以致典冊無聞、考稽莫據(jù)，相關人事多淹沒不彰，但在纂修《平利縣志》的過程中，黃寬還是通過檢覓文獻、實地調查、尋訪耆老等方式，對乾隆以前平利境中忠孝節(jié)烈類人物事跡作了力所能及的搜輯整理，以期實現(xiàn)懦立頑興、教孝勸忠的目的。黃寬指出：“敦倫砥行，名教所先。至以孝義著者，必有一叚不可磨滅之至性，沁人心脾，自流連愛慕而不能已！夫邑有其人而旌勸之，宰責也；邑無其人，而啟迪之，尤宰責也！”[7]423 （卷三）

光緒《平利縣志·人物志》“鄉(xiāng)賢”類中收錄三人。其中武廷輝“十歲六經成誦。既長，究心經史，砥節(jié)礪行。其孝出天性，事繼母樊氏無間言……尤喜獎勵后進，游其門者，掇高科、列黌宮不下百余人。咸豐六年，楚匪作亂，公倡辦團練，以功賞五品銜。會歲饑，請邑宰勸捐代賑，以谷萬余石，分路散發(fā)，不假胥役之手，邑民活者萬計。同治元年，川匪、髪逆先后攻城，公協(xié)同紳民竭力守御，桑梓賴之?！盵8]483 （卷之七）“忠義”類中收錄二十五人，其中多為建功沙場者、殺身成仁者、罵賊殉節(jié)者?！靶⒂选鳖愔惺珍浭迦?，其中多為親存，奉侍竭其力者；親歿，善居喪或廬於墓者；親病，刲股刳肝者；遘家庭之變，能不失其正者；遇寇難、值水火，能全其親者；友于兄弟者等?！肮?jié)孝”類中收錄女性一百八十七人，其中有截發(fā)死誓、矢志苦守者；有含辛茹苦、撫子成立者；有畫荻訓子，擅熊丸之教者；有敬長護幼、持家謹嚴者?！柏懥摇鳖愂珍浥砸话倭巳耍渲卸酁槭牟皇苋?，以死全貞者。按今人的理解，志中受旌表的人物的思想觀念中或多或少有迂忠、迂孝的成分，但在封建時代的文化語境中，他們在傳播儒家道德精神、培植全民向善的社會風化方面的確發(fā)揮了重要作用。

結 語

《新唐書·循吏列傳》云：“治者，君也；求所以治者，民也；推君之治而濟之民，吏也。故吏良則法平政成，不良則王道馳而敗矣?！盵9]5616 （卷一百九十七）吏治之良酷，關乎民生休戚、民心向背；吏治之成敗則關乎典制修廢、王朝興亡。古代有識之士普遍認識到“治國必先治吏”“治民必先治官”“吏不廉平則治道衰”“民生之安危由于吏治之清濁”。列于正史中的循吏，由于其文化基因中的主導成分為儒家思想，故大都能恪守以行仁踐德為核心特質的儒家政治倫理。透過史官的筆墨，正史中歷代循吏留給后世的整體印象是他們立治平之志，懷為民之心，具仁愛之德，恤民生之艱，施簡靜之政，行清廉之道，諳寬猛之術，舉教化之職，振重學之風，弘敦樸之氣，重修志之事，最終得“所治能富”、“所居而化”、“所去見思”?？鬃幼非蟮摹案恢?、“教之”、“無訟”的政治理想，在循吏們治下得到了局部實現(xiàn)?？梢哉f，循吏作為典型的忠臣仁官，他們是中國古代儒家文化的基石，也是王道政治的脊梁，對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和封建王權的鞏固起了關鍵性作用。從中國傳統(tǒng)循吏文化中汲取精神養(yǎng)料，對推進“全面從嚴治黨”偉大工程具有積極意義。

注釋：

①清《平利縣志》包括清代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平利知縣黃寬纂修的《平利縣志》和光緒二十二年（1896）平利知縣楊孝寬修，平利籍進士、國史館纂修李聯(lián)芳纂的《續(xù)修平利縣志》。本文所據(jù)之《平利縣志》底本出自《中國地方志集成·陜西府縣志輯》（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版）。

②引自（清）賀長齡輯《皇朝經世文編》卷三十三戶政八賦役五。

③引自《清實錄·道光朝實錄一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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