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摘 要】循吏是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中的優(yōu)秀代表,他們不僅在施政之道方面為其他官員樹立了典范,而且在推行仁政德治、傳播儒家文化方面也發(fā)揮了重要的、無可替代的作用。本文結合清《平利縣志》所載職官治跡,將中國古代循吏的治政特點概括為四點:勸農事、新農技,以足衣食;恤民疾、惜民力,以安民生;興文教、修學舍,以助文化;褒忠義、獎孝貞,以昭公義。

【關鍵詞】循吏 循吏文化 施政特點 《平利縣志》

基金項目: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西部項目“我國中西部南北旅游大通道的構建研究”(13XJY026); 安康學院校級人文社科研究項目“消費文化視域下安康城市印象設計策略研究”(2014AYPYRW05)。

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的“循吏”,即今人所理解的勤政為民、恪盡職守的好官,故古代史籍中又稱循吏為“良吏”?!把簟敝钤缫娪凇妒酚洝ぱ袅袀鳌?。太史公曰:“法令所以導民也,刑罰所以禁奸也。文武不備,良民懼然身修者,官未曾亂也。奉職循理,亦可以為治,何必威嚴哉?”[1] 694 (卷一百一十九)唐司馬貞所著《史記索隱》云:“奉職循理,為政之先?!痹凇妒酚洝ぬ饭孕颉分?,司馬遷認為循吏即“奉法循理之吏,不伐功矜能,百姓無稱,亦無過行?!盵1] 768 (卷一百三十)在《漢書·循吏列傳》中,班固認為“所居民富,所去見思,生有榮號,死見奉祀”[2] 885 (卷八十九)的地方官員可稱為“循吏”。據(jù)《漢書·循吏傳》師谷注:“循,順也,上順公法,下順人情也?!彼抉R遷先作《循吏列傳》,后為《漢書》《后漢書》直至《清史稿》所承襲,成為正史中的固定體例??梢钥闯?,班固對“循吏”的理解明顯不同于司馬遷。依余英時先生考辨推斷, 司馬遷心中的“循吏”應是指“漢初文、景之世黃老無為式的治民之官”, 而班固所理解的“循吏”則為“昭、宣以下那種‘先富后教’型的循吏”,即“代表了儒家的德治”的“教化型的循吏”。[3] 136在當下的政治文化語境中,把司馬遷與班固兩位史家的觀點匯總起來,我們大概可以對中國古代正史中有傳的“循吏”作這樣的概念界定:循吏,特指中國古代清正廉潔、重農宣教、所居民富、所去見思的州縣級地方官。

尊崇循吏,是中國古代吏治文化的一個突出特征。司馬遷以后,史家對“循吏”或“良吏”的正面評價是一以貫之的, 在正史中為之樹碑立傳也成了一種傳統(tǒng)。因為循吏在封建體制內承擔有特殊的政教功能,故培養(yǎng)循吏就成為中國古代官吏隊伍建設的基本導向?!端问贰ぱ袅袀鳌罚骸八畏ㄓ锌梢缘醚粽呷禾嬷溃潦亓钿?,躬自召見,問以政事,然后遣行,簡擇之道精矣;監(jiān)司察郡守,郡守察縣令,各以時上其殿最,又命朝臣專督治之,考課之方密矣。”《明史·循吏列傳》:“洪武五年,下詔有司考課,首學校、農桑諸實政……一時守令畏法,潔己愛民,以當上指,吏治煥然丕變矣。”[4] 7185 (卷二百八十一)《清史稿·循吏列傳》:“清初以武功定天下,日不暇給。世祖親政,始課吏治,詔嚴舉劾,樹之風聲。圣祖平定三籓之后,與民休息,拔擢廉吏,如于成龍、彭鵬、陳瑸、郭琇、趙申喬、陳鵬年等,皆由縣令洊歷部院封疆,治理蒸蒸,於斯為盛”。[5] 12967 (卷四百七十六)

受傳統(tǒng)政治倫理思想的塑造,中國古代的循吏“既肩負了一種特定的‘官’之職責,又扮演著一種獨特的‘師’之角色。歷代正史中記載的循吏作業(yè)和事跡基本上與原始儒家的教義相一致,循吏的教化努力確是出于實踐儒家的政治道德理想,即建立禮治或德治的社會秩序?!盵6]106作為傳統(tǒng)儒家思想教養(yǎng)下形成的“政治產品”和士大夫階層中的優(yōu)秀代表,他們不僅在施政之道方面為其他官員樹立了典范,而且在推行仁政德治、傳播儒家禮法方面發(fā)揮了重要的、無可替代的作用。在封建政治體制中,國家政令最后都得由郡縣長官來落實執(zhí)行??たh治理的好壞關系到國家的興衰,更與轄區(qū)百姓的福祉密切相關。司馬遷曾云:“縣集而郡,郡集而天下,郡縣治,天下無不治。”古人亦云:“天下事莫不起于州縣,州縣理則天下無不理?!焙笫缹⑦@些論斷提煉概括為:“郡縣治,天下安?!痹跉v代正史中有傳的循吏,必有其治政特點。本文結合清《平利縣志》①中所載職官事跡,將中國古代循吏的施政特點概括為以下幾點。

1.勸農事、新農技,以足衣食

農業(yè)是古代社會基礎性的生產部門,是賦稅的主要來源,所以,重農作為一項重要的經濟原則,貫穿于中國古代經濟發(fā)展的全過程。勸農事(勸耕勸桑)是歷代循吏的治政傳統(tǒng)。平利山高土瘠,地褊民貧,農業(yè)設施簡陋,耕種技術落后,加之地處三省交界,為關防要塞,屢經兵燹,故自有建置,即屬荒僻之區(qū)。乾隆初,時任平利知縣的古灃在《平利縣鈔本志序》中對平利之荒蠻窮苦有具體描述:“平邑在千巖萬壑之中,幅員廣袤六百余里,有萬重之山,無一里之坪……虎豹時往來,食民畜犬豕無禁。衙署茅茨湫隘,僅蔽風雨。城中居民二十余家,向晦則閉戶自守,不敢夜行街間。而山野之竹籬荊扉,惴惴居息又可知矣。合縣人煙僅四百余戶,散住于六百里竹箐荒茅之中,落落如晨星之麗天,多于磽確崺峛之坂火耕水耨,以給俯仰而供國稅。貧者并無握粟,富者亦無兼年之食?!盵6]433(卷四)面對此種縣情,古灃不無悲慨和無奈“是以守斯土者,欲為保障,為繭絲如漢召信臣之于南陽,勸民農桑,去本歸末,郡以殷富。亦徒懷其愿,又況節(jié)禮和樂,如文翁之化蜀,勸學興行更有志未逮?!秉S寬任平利知縣后,高度重視邑內農業(yè)生產。他認為,要發(fā)展農業(yè),使民富之,頭等要務即是“戒惰農”。在其親自纂修的《平利縣志》按語中,黃寬指出:“乃有等惰農,夏秋二料于布種栽秧之后,即聽之天時,不知多加人力以盡地利,故結胸中者,乃廣種薄收之說。熟知此等意見,只成就得一個“懶”字!每見同此一丘田地,經外來人寫種,則情愿多加租谷幾石,寫種者兼且數(shù)年起家。觀此,則收獲多少之分乎,勤惰盡可曉然。倘吾本地民不知盡力耕耘,多方勤苦,恐外來者寫種愈多,則土著者種田愈少。在土著徒妒客民之肯加租谷,而不仿客民之用力田功,此誠不揣其本之見矣!”[7]407 (卷二)

由于平利堰渠多或崩或阻,未加修浚,境內田地中除一小部分遠引澗泉外,大多大無水可引,田高水下,名曰“雷公田”。每遇旱季,鄉(xiāng)民束手坐視。乾隆十八年,黃寬仿南方之式,捐造戽水輪車八輛,分發(fā)四鄉(xiāng)。鄉(xiāng)民頗以為便,并陸續(xù)仿造。從而使有效灌溉面積大增,民人靠天吃飯的局面得到改觀。道光六年任平利知縣的司徒修“下車即勸民興水利、廣積儲。梓《蠶桑須知》《樹桑百益》等書散之民。”[7]465 (卷之五)在黃寬、司徒修等看來,對縣宰一級官員而言,勸民勤力耕耘,以自給衣食;助民提升農技,以增加產出,就是造福父老、報答君恩。

2.恤民疾、惜民力,以安民生

封建時代,農業(yè)生產是國家經濟的基礎,而占國家人口絕對主體的農民,則是稅賦徭役的主要承擔者。不堪賦稅徭役負擔之重,往往成了農民逃離故土、棄良從匪甚至揭竿而起的重要原因??陀^講,在中國歷代封建王朝中,清朝農民負擔有所減輕。入關初,朝廷明令廢除崇禎年間的遼餉、練餉等額外加派,同時實行納稅通知單制度,以防止官員私自攤派??滴趸实墼鴰追彰忮X糧,又于五十一年下昭:今海內承平已久,戶口日繁,若按現(xiàn)在人丁加征錢糧實有不可,人丁雖增,地畝并未加廣……其自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賦。雍正朝開始實行“攤丁入畝”、“耗羨”歸公及核定養(yǎng)廉銀制度,其目的也在于增盈國庫和進一步減輕民負。即使最高統(tǒng)治者作出了為民減負的努力,但因官僚機構龐大、生產力水平低下,尤其是地方官吏貪婪無德等原因,有清一代部分地區(qū)農民的負擔仍然不輕。如遇旱澇戰(zhàn)禍或強制性增徭加賦,農民生存境遇則更是困苦。如雍正二年(1724)諭:“直隸地方,每值巡幸、渴陵諸差,凡在人民,無不樂效輸將,惟州縣行之不公,以致力役之征,竟成虐民之政。有按門戶者,不論貧富,按戶出夫;有按牌甲者,有按村莊者,有按牛驢者,均不顧貧富,種種弊端,不可枚舉。所尤甚者,則莫若紳民兩歧,紳三民七,或令民全辦,致貧者負重倍于富紳。②”嘉慶二十五年(1820)十一月,御史蔣云寬奏:“直隸差使費用,名目不一,有難以報銷而必須使用者;如遇皇差,一切橋道工程,車馬應支等等,雖有經費,不敷支銷;則責令民間供應”③。

乾隆《平利縣志》載:乾隆十九年,平利在編保甲合營兵及僑居寄籍之家,共兩千三百一十八戶,男婦大小八千五百九口。而乾隆年間額征地銀一千二百六十二兩七錢三分,均徭銀一千四百六十二兩九錢八分,本色祿米一百二十一石八斗。乾隆十九年,僅平利縣府批解、祀典、俸工、廩餼項下的支出就需銀近一千八百兩。邑中農民要完成國家額定的賦稅并供養(yǎng)縣府各級吏員,其負擔之重可想而知。在古代,歲稅實征是縣官的重要職責,征課賦稅是知縣政績考核的主要內容。清代規(guī)定,州縣催征錢糧專責印官,不得濫委佐雜代替。為如期如數(shù)完成征繳任務,還要求知縣必須親臨現(xiàn)場監(jiān)督。平利土地荒殘,自然災害多發(fā),縣域經濟薄弱,屬典型的民困官窮之縣。在此任縣宰,既要征納錢粟以實國庫、以養(yǎng)官吏,又要救饑扶困以安民生、以彰仁德。黃寬深知,公私耗費,皆出于民。所以,恤民疾、惜民力,既是安輯之策,也是治理之本。在平利知縣任上,黃寬的核心工作分三大板塊:一是因地制宜,廣辟富民之徑,增益土地所出;二是伏請朝廷,憐恤民艱,設法蠲免部分稅賦;三是在遭天災或兵火之后,及時勘災、報災,并做好賑濟、撫恤工作。古代慣例,備荒措施以修建常平倉為主,輔以社倉、義倉。乾隆《平利縣志》云:“乾隆十五年,知縣孔云遵奉撫憲陳,分社便民又于獅子壩秋河兩鄉(xiāng)添建舍倉,分貯社谷。自此,雖在僻壤,小民不煩跋涉之苦,皆得仰給于倉儲矣?!盵7]409 (卷二)乾隆《平利縣志》載,乾隆十八年六月初五日寅時,豐口壩民張寧妻呂氏一產三男,現(xiàn)皆存活。知縣黃寬隨經具詳,各憲專詳。督、撫二憲批準會題于乾隆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?!皯舨克脑露湃辙D咨陜西巡撫部院:照例賞給米五石,布十匹。照依時價折銀九兩二錢五分,于六月二十九日藩庫給領?!惫饩w《續(xù)修平利縣志》載:道光十三年大饑,時任平利知縣胡廷瑞“設法賑濟,全活甚眾。恩威并濟,聽斷如神。父老猶能談其軼事?!盵8]465 (卷之五)咸豐六年值歲欠,知縣方其正“勸民均借,多所全濟”。

3.興文教、修學舍,以助文化

《論語·陽貨》云:“君子學道則愛人,小人學道則易使也?!薄抖Y記·學記》亦云:“君子如欲化民成俗,其必由學乎!……古之王者建國君民,教學為先?!盵9]513儒家認為興文教、創(chuàng)書院、禮儒士、誦詩書、崇正學、尚禮教,是美文化、易土俗、正民心、厚人倫、育人才、興舉業(yè)的常規(guī)路徑。因此,興文教、育賢才、施化理,為學校教育和科舉事業(yè)的開展提供財政支持和行政保障,不僅是各級循史的崗位職責,也是正史中諸循吏的主要政績之一。在履行興文教之職責的過程中,古代循吏既扮演了傳播封建正統(tǒng)文化的管理者即“官”的角色,也扮演了傳導儒家文化中的“師”的角色。根據(jù)正史所載,我們可以發(fā)現(xiàn),古代循吏在興文教的工作中有四個共同特點:一是堅持以儒家思想為價值導向;二是重視教育基礎設施建設;三是重視對學官及生員的督導考核;四是在政務之余能躬詣學校、親自講學。平利地處“圣人布道此處偏遺漏”的秦巴山區(qū),可謂窮根深、蠻氣重、文教薄、科舉弱。黃寬宰斯土時,平利的科舉現(xiàn)狀是:“選貢一途,自有定期,至登賢書者,明代共得四人。國朝尚未有聞焉!”面對這種現(xiàn)狀,明清時代的平利知縣在興文教的工作中恪盡職守,努力工作,成績卓著。

據(jù)乾隆《平利縣志》載,明成化初,平利知縣安章上任伊始,“毅然以興廢舉敝為己任,曰:‘為政首務莫先于興學校、事神祗?!谑牵稠毑?,改修廟學,以為育賢之所?!盵7]430 (卷四)成化戊戌(1478年),平利知縣劉倫蒞政初,“即增修廟學,作新斯民,不踰年而政通人和。”時任平利縣教諭的劉博在《重修平利縣治記》中指出:“守令乃民之師帥,所以承流而宣化也,得其人民受其福,非其人民受其殃。今諸公先后相繼修理縣治,以為治政之所,真可謂克勤乃事矣!”最后,他贊道:“繼自今宰斯邑者,尚當?shù)乐缘?,齊之以禮,漸仁摩義,惇典敷教,務俾黎民敏德,百姓昭明大同醇古之風,庶不負明天子建官福民意矣!”隆慶辛未(1571),邑尹羅琪為振文事,再次擴修平利廟學,“割邑牧愛堂之右隙地,以益學地;而復市士民圃址,以廣規(guī)度。甃培洪基,巍聳軒豁?!痹诖嘶A上,萬歷六年,署理平利知縣的高瑬“增地修敬一亭三楹……新博文、約禮二齋四楹及訓導署八楹,陶磚瓦甓,露臺堂階,飾丹漆繪畫。又清羨余費百余金,始儀矩稱完迄工。神既妥靈,士亦樂居。”[7]431 (卷四)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,平利知縣不斷翻新并擴修廟學,實為教育優(yōu)先理念的突出體現(xiàn)。

由于存在文化經濟基礎方面的差異,隋唐以后的科舉考試在制度層面,在維護地域公平方面不斷進行探索。明以后的進士科考試正式確立了按地域分配名額的制度。明代首次實行分區(qū)取士,先是“南北分卷”,后又留出“中”卷;清代在明制的基礎上,形成了分省定額錄取的“分省取中”辦法,即按應試人數(shù)多寡,欽定中額。事實上,進士科考試以下的鄉(xiāng)試、院試、府試、縣試,也需要關注地域公平的問題。平利屬山野窮土,文教原本落后,維護士子的正當權益,保障科考的地域公平,對培植文運、提振學風尤為重要。黃寬到任初,發(fā)現(xiàn)“選貢一途,自有定期,至登賢書者,明代共得四人。國朝尚未有聞焉!”“寄籍之弊,邑中士子最為受累。有別府州縣富童寄籍進考,遂致入泮者多屬寄籍,因而廩、貢選教皆成捷徑,土著童生因見累試不售,則士氣愈覺頹阻,至輟業(yè)別圖”[7]400 (卷二),鑒于此,黃寬發(fā)出了“本邑讀書種子幾何不至斷絕”的悲嘆。黃寬在任期間,“痛除此習,學校已覺肅清,士風可望日振”。

平利知縣在訓誨士子、整飭官學、創(chuàng)建書院、捐俸助學方面也留有嘉聲??滴醭酰h古灃“廉靜愛民,于士類尤多所淘育,邑中科名少士子俱親加訓課,諄諄不倦?!秉S寬任上“創(chuàng)書院,捐置膏火;試生童,時加訓課?!鼻∪吣?,知縣秦重仁“潔己愛民,振興文教,嘗捐資增建錦屏書院。”道光年間的知縣司徒修“訓諸生以敦品為先,制藝、試帖亦為講解??小抖Y記》《左傳》《公》《谷》《爾雅》《性理》諸書,名曰《易讀》,以便初學也。其他若《綱鑒擇語》《舉業(yè)度鍼》《簡摹集》,皆有功于士林。”[7]465 (卷之五)同治五年任知縣的衛(wèi)錫恩“勤政愛民,勸捐創(chuàng)立卷局,一切考費出其中,嘉惠士林。邑人頌之”。

經過歷任知縣的努力,平利的文教科舉事業(yè)有了長足發(fā)展。光緒《重修平利縣志》云:“自黃公寬修志時,登科者尚無人。然郁而必發(fā),今且科甲林立矣。司徒公以經術倡之于前,史夢軒、張古民以敦品勵學繼之于后。百余年來,家弦戶誦。經籍之氣發(fā)為文章,人材蔚起,固其宜也。若夫青云之士類,皆有所表見于時。其通于經濟、達于政事者,殆不可以指屈。余路門之篤實,邢楷夫之忠烈,武鹿蘋之廉明,其尤矯矯者也?!盵8]506 (卷之九)

4.褒忠義、獎孝貞,以昭公義

旌表忠孝貞烈、義夫賢人、孝子節(jié)婦,表彰功勛、科第、德政,是中國古代統(tǒng)治者維系封建綱常倫紀的重要方式,也是歷代循吏倡導儒教、化育庶民的重要手段。旌表制度始于先秦,在秦漢時受到重視并迅速發(fā)展,至明清時達到頂峰。清制于京師及各直省府、州、縣、衛(wèi), 分別建立忠義孝悌祠一座,祠內立石碑;另設節(jié)孝祠一座,祠外建有大坊,凡是本地應給予旌表者,均題名于其上,身后設位祠中。往往由地方申報朝廷,獲準后賜以匾額,或由官府、或由自家建立牌坊,以彰顯其名聲氣節(jié)?!肚迨犯濉ば⒘x傳》:“清興關外,俗純樸,愛親敬長,內憨而外嚴。既定鼎,禮教益?zhèn)?,定旌格,循明舊”?!办焊瘛币?guī)定:凡是能模范地遵守并踐行儒教禮教所規(guī)定的“忠孝節(jié)義”“仁義禮智”者,都在受旌表之列。實施旌表的目的在于導民向善,為社會樹立道德楷模。古代有關旌表的規(guī)章制度明確規(guī)定,士民能否“入冊”,依據(jù)的是平等的道德標準而非人的身份地位,這有助于在社會內部形成道德平等的氛圍,使普通人增強了守德的自覺性和榮譽感,這對當今社會的道德建設也具有啟示意義。

黃寬認為:“山陬小邑,節(jié)烈最難。正俗維風,闡揚尤切。”雖然因平利地小而偏,加之疊經兵火,以致典冊無聞、考稽莫據(jù),相關人事多淹沒不彰,但在纂修《平利縣志》的過程中,黃寬還是通過檢覓文獻、實地調查、尋訪耆老等方式,對乾隆以前平利境中忠孝節(jié)烈類人物事跡作了力所能及的搜輯整理,以期實現(xiàn)懦立頑興、教孝勸忠的目的。黃寬指出:“敦倫砥行,名教所先。至以孝義著者,必有一叚不可磨滅之至性,沁人心脾,自流連愛慕而不能已!夫邑有其人而旌勸之,宰責也;邑無其人,而啟迪之,尤宰責也!”[7]423 (卷三)

光緒《平利縣志·人物志》“鄉(xiāng)賢”類中收錄三人。其中武廷輝“十歲六經成誦。既長,究心經史,砥節(jié)礪行。其孝出天性,事繼母樊氏無間言……尤喜獎勵后進,游其門者,掇高科、列黌宮不下百余人。咸豐六年,楚匪作亂,公倡辦團練,以功賞五品銜。會歲饑,請邑宰勸捐代賑,以谷萬余石,分路散發(fā),不假胥役之手,邑民活者萬計。同治元年,川匪、髪逆先后攻城,公協(xié)同紳民竭力守御,桑梓賴之?!盵8]483 (卷之七)“忠義”類中收錄二十五人,其中多為建功沙場者、殺身成仁者、罵賊殉節(jié)者?!靶⒂选鳖愔惺珍浭迦?,其中多為親存,奉侍竭其力者;親歿,善居喪或廬於墓者;親病,刲股刳肝者;遘家庭之變,能不失其正者;遇寇難、值水火,能全其親者;友于兄弟者等?!肮?jié)孝”類中收錄女性一百八十七人,其中有截發(fā)死誓、矢志苦守者;有含辛茹苦、撫子成立者;有畫荻訓子,擅熊丸之教者;有敬長護幼、持家謹嚴者?!柏懥摇鳖愂珍浥砸话倭巳耍渲卸酁槭牟皇苋?,以死全貞者。按今人的理解,志中受旌表的人物的思想觀念中或多或少有迂忠、迂孝的成分,但在封建時代的文化語境中,他們在傳播儒家道德精神、培植全民向善的社會風化方面的確發(fā)揮了重要作用。

結 語

《新唐書·循吏列傳》云:“治者,君也;求所以治者,民也;推君之治而濟之民,吏也。故吏良則法平政成,不良則王道馳而敗矣?!盵9]5616 (卷一百九十七)吏治之良酷,關乎民生休戚、民心向背;吏治之成敗則關乎典制修廢、王朝興亡。古代有識之士普遍認識到“治國必先治吏”“治民必先治官”“吏不廉平則治道衰”“民生之安危由于吏治之清濁”。列于正史中的循吏,由于其文化基因中的主導成分為儒家思想,故大都能恪守以行仁踐德為核心特質的儒家政治倫理。透過史官的筆墨,正史中歷代循吏留給后世的整體印象是他們立治平之志,懷為民之心,具仁愛之德,恤民生之艱,施簡靜之政,行清廉之道,諳寬猛之術,舉教化之職,振重學之風,弘敦樸之氣,重修志之事,最終得“所治能富”、“所居而化”、“所去見思”??鬃幼非蟮摹案恢?、“教之”、“無訟”的政治理想,在循吏們治下得到了局部實現(xiàn)??梢哉f,循吏作為典型的忠臣仁官,他們是中國古代儒家文化的基石,也是王道政治的脊梁,對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和封建王權的鞏固起了關鍵性作用。從中國傳統(tǒng)循吏文化中汲取精神養(yǎng)料,對推進“全面從嚴治黨”偉大工程具有積極意義。

注釋:

①清《平利縣志》包括清代乾隆二十年(1755)平利知縣黃寬纂修的《平利縣志》和光緒二十二年(1896)平利知縣楊孝寬修,平利籍進士、國史館纂修李聯(lián)芳纂的《續(xù)修平利縣志》。本文所據(jù)之《平利縣志》底本出自《中國地方志集成·陜西府縣志輯》(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版)。

②引自(清)賀長齡輯《皇朝經世文編》卷三十三戶政八賦役五。

③引自《清實錄·道光朝實錄一》。

參考文獻:

[1]司馬遷:《史記》,中華書局,2009。

[2]班固:《漢書》,中華書局,2009。

[3]余英時:《士與中國文化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3。

[4]張廷玉:《明史》,中華書局,1974。

[5]趙爾巽:《清史稿》,中華書局,1977。

[6]楊建祥:《循吏與地方風化》,《上海行政學院學報》2006年第3期。

[7]黃寬:《平利縣志/中國地方志集成·陜西府縣志輯》,鳳凰出版社,2007。

[8]楊孝寬修、李聯(lián)芳纂:《續(xù)修平利縣志/中國地方志集成·陜西府縣志輯》,鳳凰出版社,2007。

[9]王文錦:《禮記》譯解》,中華書局,2001。

[10]歐陽修:《新唐書》,中華書局,1975。